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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7頁（第1頁）

  [83]唐德剛說，孫中山的幸運，就是搞了一生的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，《袁氏當國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，桂林，頁48。

  [84]傾讀錢穆先生《晚學盲言》，於此一點多有論述，如曰：中國不重物質人生，而重精神人生；今日科學世界，即一機器世界；中國主自然人文化，西方主人文自然化；今人重視經濟人生，中國古人則重道德人生；西方進步在其具體物質，中國進步則在其人文精神；經濟觀點不同於文化觀點；近人好言現代，亦是一時變，若言大化，則遠古至於現代，一化相承，可謂如有變而實未變；今人必認現代為神奇，前世為臭腐，皆由不識此化字；若論本體，則隻有化，並無變；有了電燈（及一切所謂現代物質條件），亦不得說是文化進步，此是中國人觀念；今人有了電燈，可謂在生活中之物質條件上是進步了，但豈能謂是生活進步，又豈謂是人文進步；一切物質生活中，更當有一種精神生活作主宰，一切自然，則當由人文化成為理想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桂林，2004，頁7、13、14、28、29、40、47、48、49、56、59，等[85]對此，秦暉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說：我反對把“應然”和“實然”混在一起，先假設一種價值，設定一個社會是好的社會，另一個社會是壞的社會，然後又假設這個壞的社會有一種客觀規律，它會經過一種比如的進化途徑發展為好的社會——這一套理論，我根本就是反對的。

又說：我隻是堅持一種“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歷史觀”，見楊念群等主編：《新史學——多學科對話的圖景》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3，頁755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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